“青悦马社”中国人民大学《资本论》读书小组

2026年4月16日晚，“青悦马社”中国人民大学《资本论》读书小组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关村校区品园三楼103开展线下读书活动，围绕《资本论》第一卷“剩余价值率”章进行导读分享和研讨交流。本次读书活动由朱梓熙主持，读书小组成员于雨桐、聂由之、李星汉、祁新尧、高海洋参加。

原著导读

朱梓熙

朱梓熙对第七章第一节“劳动力的剥削程度”进行了导读。他指出，马克思在此探讨了剩余价值的形成过程。在资本主义生产的表象上，预付资本的增殖额似乎表现为产品价值超过各项生产要素价值总和的余额。然而，朱梓熙强调，马克思严厉批判了这种将价值增殖视为简单数量差值的“同义反复”。通过区分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马克思的核心论断是：不变资本在生产中仅转移原价值，绝不产生新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只能定位在可变资本的运动中。

马克思进一步剖析了可变资本增殖背后的逻辑支撑：其一，资本具备增殖属性，根本原因在于可变资本购买了蕴含独特的创造新价值功能的“劳动力”。其二，可变资本表征的仅是劳动力再生产必需的价值量，而非劳动力实际创造的全部价值。它作为“死劳动”，必须在生产过程中活化为实际劳动能力，方能创造新价值。其三，工人创造的新价值必然分裂为两部分：一部分用于等价补偿资本家垫支的可变资本；另一部分则突破此界限，形成无偿为资本家占有的剩余价值。

于雨桐

于雨桐的导读聚焦于不变资本的特殊地位及剩余价值率与必要劳动时间的概念剖析。她首先阐明了不变资本作为可变资本发生价值增值之前提的辩证关系。活劳动必须通过对不变资本进行消耗与加工方能创造新价值，但它自身并不直接参与新价值的创造。于雨桐引用马克思的比喻，将不变资本视作化学反应中的“蒸馏器”，指出其仅充当吸收抽象劳动的中介，其物理属性或价值高低绝不干预价值创造的核心机制。

随后，她细致梳理了马克思关于产品价值与价值产品的科学界定，引出了剩余价值相对量的核心衡量指标——剩余价值率m/v。在探讨“必要劳动时间”时，她指出，在社会分工的宏观语境下，工人无法直接生产自身所需的生活资料，而是必须通过生产等值的商品换取货币，进而购得生活资料。于雨桐深刻剖析了此过程的三重中介属性：工人付出必要劳动，通过劳动产品、货币与生活资料的不断转化，最终实现劳动力再生产。因此，这种新价值的生产本质上表现为旨在补偿资本家预付资本的再生产过程。

聂由之

聂由之系统论述了剩余劳动时间的内涵及其折射的剥削实质，并阐释了剩余价值率的计算逻辑。马克思界定了劳动过程的第二阶段，即工人无偿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的“剩余劳动时间”。聂由之进一步强调，将剩余价值视为对象化的剩余劳动的凝结，对洞穿资本剥削的底层秘密具有决定性的认识论意义。

他对比历史剥削形态指出，前资本主义社会诉诸超经济强制公开榨取剩余劳动；而在雇佣劳动制下，资本通过支付“劳动力价值”制造等价交换的假象，令剥削极具隐蔽性。此外，马克思严厉批判了庸俗经济学家罗雪尔将剩余价值归结为资本家“节俭”的荒谬观点，揭示了其资产阶级辩护士的嘴脸。

在理论层面，马克思重申剩余价值率等同于剩余劳动与必要劳动的比率，是劳动力受资本剥削程度的量化指标。他澄清了剩余价值率与利润率的根本区别，指出混淆二者将严重掩盖真实的剥削程度。最后，结合马克思列举的纺纱厂等实证数据，他演示了将不变资本设定为零以提纯价值产品，进而精准计算真实剩余价值率的方法论基础。

李星汉

李星汉的导读侧重于剖析产品价值在产品本身物质组成上的表现形式，为后续批判西尼尔的谬论奠定了严密的学理基础。他指出，马克思通过对特定时间内产出的商品总体进行细致的价值拆解，直观且深刻地揭示了价值要素的内部结构。总价值可精确映射到产品的物理分割上：代表不变资本转移价值的部分可独立表现在特定份额的产品上；同理，补偿可变资本的新价值部分及纯粹的剩余价值部分，也均可找到其相对应的实物载体。

李星汉强调，马克思这种基于价值来源对总产品进行分析的分析方法，在政治经济学说史上具有重大突破意义。正是通过严格区分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马克思才得以超越古典经济学家未能厘清利润真实来源的理论局限。此外，马克思还提到了另一种按生产过程的时间顺序依次拆分价值构成的计算公式。李星汉敏锐地提醒，尽管将空间构成转化为时间序列在数学上是等价的，但若缺乏对资本主义本质的正确认知，该公式极易被资产阶级理论家蓄意扭曲，炮制出“工人单在特定时间内创造纯利润”的荒谬论调，为粉饰无偿占有提供虚假借口。

祁新尧

祁新尧对西尼耳“最后一小时”的背景和补充内容进行了导读，并延伸探讨了当时英国工厂调查制度及庸俗经济学的逻辑混乱。在这一部分，马克思还原了西尼耳为反对缩减工作日的工厂法而抛出的辩护逻辑：西尼耳妄称工厂主的所有纯利润仅源于每日11又1/2个工作小时中的“最后一小时”；若缩短工时，纯利润及产业根基将彻底化为乌有。

祁新尧注意到，马克思多次征引官方工厂视察员客观的报告予以有力反驳。他引申探讨了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存在的调控机制：尽管国家机器出台法规限制无限度榨取以缓解阶级矛盾，但这仅仅是“外在性层次的”调适，绝无法触碰资本剥削劳动的“本质性层次”。

此外，祁新尧着重分析了马克思对西尼耳极其混乱的“叙述方法”。马克思指出，西尼耳的谬误还在于混淆了分子与分母的参照系，将每日最后一个劳动小时生产的纯利润生硬且错误地折算为工作日总时间的2/23。这不仅体现了马克思在数学演算方面的严谨性，更揭示了庸俗经济学家观念上的保守性。

高海洋

高海洋接续梳理了马克思对西尼耳理论内部矛盾的毁灭性拆解，并总结了“剩余产品”的科学定义。他指出，马克思要求在分析时必须剥离机器、厂房等不变资本，单纯考察可变资本。依照西尼耳的荒谬推导，纺纱工人竟须在1个标准劳动小时内凭空创造出相当于5又3/4个劳动小时的巨大价值，这在客观上实属天方夜谭。

马克思深刻阐释道，工人转移旧价值与创造新价值是同一劳动过程的两个层面；转移旧价值依靠具体劳动的质，而创造新价值依托抽象劳动的量。西尼耳的根本盲区在于彻底无视了劳动二重性，将同时发生的过程割裂为时间上的先后阶段。此外，马克思无情揭露了西尼耳的自相矛盾：其既在著作中鼓吹利润源于资本家的高尚“节欲”，又诡称纯利润取决于工人无偿的“最后一小时”，尽显阶级辩护士本色。

对于工厂主以“缩短工时会导致儿童堕落”为由抵制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的伪善道德说辞，高海洋予以严厉抨击。最后，他概括了本章的最终落脚点：代表剩余价值的物质实体即“剩余产品”。衡量一国财富积累与剥削程度的真实尺度，绝不是总产品的绝对量，而是剩余产品的相对量。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的总和，构成了工作日这一劳动时间的绝对边界。

交流讨论

与会成员围绕文本中的疑难点及马克思的批判逻辑展开了热烈且深入的学术探讨。首先，于雨桐针对文本中关于“工资的价值额加上你们的纯利润”以及“5又3/4小时”等逻辑提出了疑问。高海洋回应指出，这并非马克思本人的正面论断，而是马克思为了行文论战的需要，特意代入西尼耳及庸俗经济学派混淆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错误理论预设，从而运用归谬法推导出的荒谬结论。朱梓熙与祁新尧进一步厘清了这一复杂的数学反讽逻辑：如果严格依照西尼耳的论调，每日最后两小时的棉纱产品价值竟涵盖了整个11又1/2小时工作日的总价值，那么倒数第二小时与最后一小时便各自荒谬地代表了5又3/4个劳动小时的价值。这一精准的推演极其犀利地击穿了西尼耳论证体系的虚伪性。

其次，祁新尧就马克思对“当你们的'最后一小时'真的敲响的时候”这一带有浓厚末世论色彩的讽刺表达进行了深度的文本诠释。他认为，这不单纯是对西尼耳理论的辛辣嘲讽，更是一种深刻的隐喻，暗示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自身内在矛盾的不可调和性以及其最终必将走向覆灭的历史必然性。

接着，聂由之对“剩余价值的相对量显然由剩余价值同可变资本的比率来决定”这一论断中的因果关联性进行了理论推敲。朱梓熙对此作了政治经济学原理补充：剩余价值的相对量旨在确证新创造的价值总量（v+m）内部的结构比例关系。唯有将可变资本作为分母，方能毫无遮掩、客观真实地测量出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程度；若如庸俗经济学般将不创造新价值的不变资本也一并纳入分母计算利润率，则会从根本上掩饰和淡化剥削的实质。

最后，会议对英国国家机器（如工厂法制定与工厂视察员制度）在缓和阶级矛盾中的宏观角色作了延伸探讨。与会学者一致认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纯粹理论推演中虽依据科学抽象法暂时舍象了具体的国家干预变量，但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阶级斗争动态依然保持着极其敏锐且全面的洞察。

2026年4月9日晚，“青悦马社”中国人民大学《资本论》读书小组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关村校区品园四楼103开展线下读书活动，围绕《资本论》第一卷“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章进行导读分享和研讨交流。本次读书活动由张宇航主持，读书小组成员于雨桐、聂由之、张宇航、刘瑜、高海洋参加。

原著导读

于雨桐

于雨桐对劳动二重性在价值保存与创造中的机制进行了严密论证。马克思指出，工人在同一劳动时间内所取得的二重结果，必然且只能由劳动的二重性来解释：具体有用劳动负责保存并转移生产资料的旧价值，而抽象的人类劳动则加进新价值。

通过引入控制变量法，马克思深入剖析了三种理论情境：其一，当劳动生产率提高时，单位时间内消耗的生产资料增加，转移的旧价值总量随之跃升，但基于劳动时间恒定，创造的新价值总量保持不变；其二，若劳动生产率不变而生产资料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交换价值）发生变动，转移的旧价值会随之波动，但新价值依然锚定于不变的劳动耗费；其三，在生产条件与价值要素双重不变的理想态下，旧价值的转移量与新价值的创造量呈严格的正比例关系。

最后她强调，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生产资料在丧失原有独立使用价值形态的同时，其价值借由活劳动的“中介”作用，在新的使用价值形态中得以复活与延续，且这一转移量以其原有价值量为绝对上限。

聂由之

聂由之立足于生产要素的物质形态差异，对不同类型生产资料在价值转移过程中的异质性特征展开了深度剖析。他指出，依据生产资料是否与产品相对保持独立状态，可将其划分为原料、辅助材料与劳动资料（如机器、厂房等）。对于劳动资料，其价值并非一次性让渡，而是通过长期的物质磨损与折旧，依据社会平均使用寿命，将其价值逐次定额地转移至新产品中。

在此基础上，他重点阐发了马克思揭示的两个“悖论性”现象：其一，劳动资料在物质形态上全盘切入劳动过程，但在价值层面上却仅以折旧的形式部分地进入价值形成过程。他还以此为切入点，辨析了可修复磨损与不可修复磨损的差别，并批判了李嘉图学派混淆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理论盲区。其二，部分原料（如纺纱过程中的飞花）在物质实体上虽未构成最终产品，但作为生产技术条件下不可避免的必要损耗，其价值依然全额转移至产品之中。

张宇航

张宇航接续探讨了生产资料价值转移的限度问题，并分析了马克思对于庸俗经济学的价值创造谬误进行的学理批判。马克思明确界定，生产资料转移至新产品的价值量，严格受限于其原有旧使用价值形态中所蕴含的价值总额，即生产该资料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基于此，马克思深刻反驳了萨伊所谓“生产资料提供生产服务进而创造剩余价值”的荒谬论调，指出生产资料仅发生价值转移而非价值增殖。

进一步地，马克思剖析了活劳动的“自然恩惠”属性：活劳动在创造新价值的同时，无偿地为资本家保存了原有的资本价值，这一依附于具体劳动的自然属性在经济危机导致劳动过程被迫中断时表现得尤为真切。最后，马克思以威兰德《政治经济学原理》的概念混淆为例，强调被生产消费掉的仅仅是生活资料的使用价值（如转化为肉体力量），而非价值本身。价值的再现依归于新使用价值的产出，决非原有价值的自行繁衍。这一论断从根本上清除了将资本物化形态视为剩余价值源泉的理论迷雾。

刘瑜

刘瑜将研究视角聚焦于资本结构的内在规定性，系统阐释了“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科学界定及其理论意蕴。她指出，马克思从价值增殖过程的维度出发，将转化为生产资料的、在生产过程中不改变自身价值量的资本严格界定为不变资本；将转化为劳动力的、能够再生产自身等价物并额外创造出剩余价值的资本界定为可变资本。这一二分法彻底揭示了资本不同组成部分在剥削机制中的真实职能。

针对不变资本可能存在的价值波动现象（如原料棉花市场价格的涨跌），马克思进行了严密的学理辩护：这种价值变动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改变所引发的，纯粹发生于生产过程之外的流通过程。因此，这种外在的价值涨落绝不会改变生产资料作为不变资本的内在性质。此外，马克思还澄清了资本技术构成变化的理论实质，强调资本有机构成中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之间量的比例发生更迭，丝毫无法撼动两者在价值转移与价值创造职能上质的规定性区别。

高海洋

高海洋对本章的核心逻辑进行了总结。他将马克思关于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理论溯源至劳动二重性原理这一解开资本价值形成之谜的枢纽。通过重申工人并未在同一时间劳动两次，马克思从侧面驳斥了西尼尔“最后一小时”理论的荒谬性，强调具体劳动转移旧价值与抽象劳动创造新价值是同一不可分割过程的两个向度。

在梳理不同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机制时，马克思对比了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在物质形态消耗上的差异，指出尽管二者在使用价值的损耗形式上殊异，但就其不带来价值增量而言，均统摄于不变资本的范畴之下。他进一步归纳道，资本家预付的劳动力成本在必要劳动时间内得以补偿，而在剩余劳动时间内则涌现出剩余价值，这确证了可变资本是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最后，他重申了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的边界，指出个别资本家在市场上因价格波动而获得的投机收益，本质上是社会财富的再分配，而非生产过程中的价值增殖。本章的理论建构彻底剥去了资本自我增殖的神秘外衣。

交流讨论

针对聂由之提出的“劳动过程中的排泄物（如铁屑）是否在先前生产中转移了价值”的问题，高海洋与张宇航进行了讨论。讨论明确：排泄物在物质形态上的损耗若属于当前技术条件下的“社会必要浪费”，其蕴含的价值则已作为正常的生产成本，全额转移至新产品（如棉纱）之中。若排泄物能作为新的生产资料被再利用，则反映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与生产效能的提升，但仍不改变其作为旧价值转移物的本质属性。

于雨桐就“全部进入劳动过程但部分进入价值形成过程”与“全部进入价值形成过程但部分进入劳动过程”两个悖论性表述提出疑问。张宇航与高海洋通过剖析使用价值与价值的二元分离作出了解释：前者（如机器）作为完整的使用价值实体全盘参与生产，但在时间维度上，其价值是随物质磨损分批次转移的；后者（如飞花）虽脱离了最终产品的物质实体，但在价值形成维度上，其作为实现生产的必要代价，其转移的价值被最终产品全盘吸收。

围绕“若原料涨价，单个资本家是否通过不变资本实现了价值增殖”这一迷思，与会同学展开了学术讨论。于雨桐认为，低价购入原料而在涨价后售出产品的投机模式，也是资本家直接利用不变资本进行资本增殖的方式。刘瑜指出，这种基于时间差的“溢价”纯粹源于流通领域的市场供求变化，属于全社会既有总价值的重新分配。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语境下，资本的真实增殖必须发生于生产过程内部，不变资本绝不具备创造剩余价值的属性，流通领域的投机获利不能颠覆可变资本作为唯一价值增殖源泉的铁律。

2026年4月2日晚，“青悦马社”中国人民大学《资本论》读书小组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关村校区立德公寓211开展线下读书活动，围绕《资本论》第一卷“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章进行导读分享和研讨交流。本次读书活动由朱梓熙主持，读书小组成员赵博雅、高海洋、于雨桐、祁新尧、朱梓熙、张宇航、聂由之参加。

原著导读

高海洋

高海洋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所阐释的劳动过程之一般性质进行了深入剖析。首先，他指出马克思在论述初期对劳动过程进行了高度的理论抽象，暂时悬置了资本主义特有的阶级剥削与资本增殖关系，将其还原为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在这一人以自身的活动为中介来调整和控制自然的交互过程中，人类不仅改造了外部自然环境，也同时改造了自身的自然属性，这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关于环境与人的塑造具有相互性的理论相契合。

进一步地，高海洋强调了人类劳动与动物本能活动的根本区别：人类劳动具有先验的目的性、意识性与自由创造性。这一观点呼应了马克思早期手稿中对人的类本质的探讨，即人类个体的意志必须服从于其预设的劳动目的。

随后，高海洋对生产力各要素的理论内涵与分类层级进行了细致的学理辨析，他指出生产力的“二要素说”（人的因素与物的因素）与“三要素说”（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在本质上仅是理论抽象程度的差异，二要素的抽象程度更高，而在不同语境下二者各有其特定解释力。在具体要素的界定上，他严格区分了天然存在的自然物质与经过人类劳动“滤过”的原料，强调并非所有劳动对象都是原料；同时，他将劳动资料视为劳动者用以将自身活动传导至劳动对象的中介实体。他进一步指出，在真实的物质性生产活动中，劳动对象与劳动资料往往并非截然二分，而是呈现出复杂的交叉与合一状态。

最后，高海洋回顾了学界关于要素界定的历史争议，特别是援引了余光远及部分苏联学者的观点，通过将衡量生产力类比为衡量军队战斗力——即不能将“敌人”（战斗对象）视作自身战斗力的衡量指标——生动地阐释了反对将“劳动对象”列入生产力核心要素的理论逻辑。

祁新尧

祁新尧重点探讨了劳动过程中的对象化机制以及生产资料的转换逻辑。他指出，在劳动过程中，人类的活动使其劳动对象发生了质的改变，活劳动由动态的运动形式转化为静态的物质属性，最终凝结并对象化于产品之中。马克思从产品的角度对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进行了严密的分类考察，指出一旦某种使用价值作为产品退出当前的劳动过程，它便可能作为生产资料重新进入下一个劳动过程，这意味着劳动产品与生产资料在功能规定性上处于不断的辩证转化之中。

马克思通过列举采掘业的具体案例，详细论证了天然存在的劳动对象与经过以往劳动滤过的原料之间的界限，并强调一种使用价值究竟是作为原料、劳动资料还是最终产品，完全取决于其在特定劳动过程中的具体职能与客观作用。更为深刻的是，马克思阐释了活劳动与过去劳动之间的内在联系：包含在生产资料中的过去劳动，若不与活劳动相接触并进入新的劳动过程，便会受制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规律而遭到破坏或失去效用。因此，现有的劳动产品不仅是既往劳动过程的客观结果，更是新劳动过程得以开展的先决条件。活劳动如同复活剂，是使过去劳动的产品得以作为使用价值被保存并实现其内在价值的唯一手段，这一理论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物质连续性。

张宇航

张宇航的发言衔接了劳动过程的一般属性与资本主义特有属性的过渡。他首先从劳动消费的物质要素出发，严格界定了生产消费与个人消费的核心差异。生产消费的本质在于将劳动对象与劳动资料作为活的劳动力发挥作用的媒介加以吞噬，其产出是独立于消费者的全新产品；而个人消费则是将产品作为维持劳动力自身生存的生活资料，其产物是消费者本身。

在完成对劳动一般要素的抽象考察后，马克思总结道，作为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劳动过程是人与自然之间进行物质变换的最基础条件，具有超越特定历史形态的永恒必然性。随后，马克思批判了托伦斯等学者将劳动一般与资本主义特殊劳动相混淆的理论谬误，并正式将视角切入资本主义语境下的劳动过程。他敏锐地指出，当资本家在商品市场上购得生产资料与劳动力并开启生产时，劳动过程虽然暂时保留了其一般性质，但已实质上从属于资本。这种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展现出两个不容忽视的历史表征：其一，工人的劳动丧失了自主性，必须在资本家的严密监督与绝对控制下进行，活劳动沦为资本的附庸；其二，劳动创造的最终产品及其所有权完全归属于资本家而非直接生产者。资本家通过消费劳动力商品，促使活劳动与死的生产资料相融合进而榨取新价值，构成了该过程的本质。

聂由之

聂由之的论述聚焦于商品生产中的价值形成与价值转移机制，特别是劳动资料如何将自身价值保存在新产品之中。他首先确立了分析的前提：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缺乏使用价值的商品其耗费的劳动将沦为无用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的根本目的不仅在于生产具有交换价值的商品，更在于确保生产出的商品总价值超越其预付的生产资料与劳动力价值的总和，即不仅要生产价值，更要生产剩余价值。

在考察价值形成过程时，聂由之引入了马克思关于纺纱过程的经典案例。生产棉纱需要消耗棉花与纱锭，若十磅棉花与所耗纱锭具备一定的内在价值，则最终棉纱的物质载体中客观包含了等量的生产资料价值。这一论证的核心在于揭示具体劳动的特殊性质：具体生产活动通过改变纱锭与棉花的物质使用形态，将它们转化为棉纱，但这种物质形态的嬗变丝毫不会影响这些生产资料自身已有的价值量。从宏观的劳动连贯性来看，生产棉花、制造纱锭以及最终纺成棉纱，完全可以被视作同一个劳动者前后相继的阶段性工作。因此，包含在劳动对象与劳动资料中的过去劳动时间，实质上是纺纱过程的早期阶段耗费，它们在生产的最终环节以新产品的形式被重新加进并得以留存，清晰地展示了旧价值在新产品中的转移规律。

朱梓熙

朱梓熙严密论证了从价值形成向价值增殖跃升的内在逻辑。马克思首先确立了棉纱价值形成的两个根本前提：其一，生产资料（如棉花与纱锭）必须切入实际应用，以生产特定使用价值；其二，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必须严格框定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内。基于马克思关于劳动二重性的核心原理，他将分析视域划分为质与量两个维度：从劳动的质域（即具体劳动）审视，劳动者借助劳动资料有目的性地作用于劳动对象，完成了从原料到产品使用价值的物质转换；从劳动的量域（即抽象劳动）考察，这不仅是新使用价值的生产，更是价值的缔造过程。在这一体系中，原料充当了过去劳动的“吸收剂”，而新产品的规模则成为衡量劳动凝结量的标尺。

随后，马克思深刻揭示了价值增殖的关键门槛。若资本家支付的工资额度与工人在此期间创造的价值量完全等值，那么新产品的总价值仅是旧原料价值与必要劳动价值的简单叠加，这一等式框架内绝无可能孕育出资本的增殖。因此，价值形成过程向价值增殖过程转化的绝对要件，在于必须强行撕裂上述等式，在预付的劳动力价值与工人实际对象化到新产品中的劳动量之间，制造出结构性的剥削差值。

赵博雅

赵博雅集中分析了马克思批判了庸俗政治经济学家为掩盖剩余价值真实来源而炮制的种种辩护谬误。在阐明等价交换原则下无法自发产生剩余价值后，她逐一剖析了资产阶级学者的理论伪装。首当其冲的是所谓节欲论，该理论荒谬地主张资本家通过克制个人消费、将财富转化为生产资料的禁欲行为创造了剩余价值。赵博雅援引马克思的论断予以驳斥：资本家将货币转化为资本的意图虽然强烈，但单纯的意图或财富的累积绝不会凭空衍生出超出其等价物本身的超额价值，节欲的实质不过是扩大再生产的物质前提，而非价值增殖的源泉。

随后，她解构了部分庸俗经济学家提出的服务论与提供生产资料论。庸俗经济学家妄称资本家为工人提供了劳动手段，因此剩余价值是资本家提供服务的正当报酬。对此，马克思犀利地指出，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恰恰是剥削的根本前提，若将提供生产资料视为服务，那么工人将死劳动转化为新产品同样是为资本家服务；在真正的等价交换下，这种所谓相互服务绝不会产生任何未被补偿的额外价值。最后，针对将资本家的监督视为创造价值劳动的谬论，马克思明确界定，资本家耗费于监督工人之上的时间，本质上是维持剥削秩序的时间，绝对无法凝结为商品中的新价值。

于雨桐

于雨桐系统且透彻地阐释了剩余价值的根本来源及价值增殖的内在机制。她指出，解开资本增殖之谜的钥匙在于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劳动力商品的独一无二之处在于，其使用价值不仅能够创造价值，而且能够创造出比其自身价值即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所需的生活资料价值大得多的价值。资本家按照劳动力的内在价值支付工资，却在生产过程中无偿占有了工人劳动创造的超额部分，这正是剩余价值产生的核心逻辑。

在厘清价值形成与价值增殖的质变关系时，她强调，单纯补偿劳动力价值的区间属于单纯的价值形成过程；而一旦劳动时间突破该临界点并持续延长，便实现了向价值增殖过程的质跃。马克思随后规定了作为价值衡量尺度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三大前提条件：正常的生产物质条件、达标的劳动力熟练程度，以及生产资料的合理耗费。通过对比奴隶制下的生产破坏与资本主义体系下的资料保护，马克思揭示了劳动关系演变对生产资料应用的客观影响。

在探讨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时，马克思明确表示，由于教育成本的差异，复杂劳动力本身具有更高的价值，在单位时间内能对象化更多的新价值；但在创造剩余价值的剥削机制上两者毫无二致，复杂劳动完全可以在理论上折算为成倍的简单劳动，这丝毫不会动摇劳动时间延长作为剩余价值源泉的根本论断。

交流讨论

小组成员就“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在现代资本主义体系内的意义”展开了讨论。朱梓熙结合《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将劳动过程理论的探究推向了宏阔的思想史纵深。他指出，马克思曾明确强调，分工协作、机器体系（第二自然）以及自然力（第一自然）等生产力要素，均被整体性地纳入了劳动过程而非价值增殖过程。这一文本细节强有力地论证了“使用价值”绝非政治经济学的弃儿，相反，它在诸如充当货币的物质承担者、体现劳动力的特殊属性，以及通过固定资本（机器）的自然属性改变总资本周转与有机构成等方面，对现代经济关系的重塑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在批判维度上，朱梓熙直指哈贝马斯的理论盲点，驳斥了其将马克思劳动过程论武断地矮化为“工具理性”的观点。他主张，若将劳动过程置于黑格尔目的论与亚里士多德“四因说”的思想谱系中审视，便能澄明其深厚的古典哲学底蕴。此外，他梳理了日本市民社会学派内部的理论分野，指出了内田义彦将劳动过程置于核心的正确性，以及望月清司以交往分工论取而代之所造成的理论偏航。

最终，落脚于“劳动从属于资本”的当代进路，朱梓熙提出，社会主义超越资本主义的本质，并非导向去技术化或退隐式的“去增长”，而是应当在扬弃劳动对资本实际从属的基础上，谋求自然要素、社会协作与机器体系在劳动过程内部的“新综合”，以此冲破旧有的资本主义劳动体系的桎梏。